大卫·M·兰普顿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海曼教授兼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同时也负责该院与中国大学的合作。兰普顿2006年加入亚洲基金会理事会，并于2014年当选为理事会主席。他曾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兰普顿于斯坦福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他的新作《追随领导者—治理中国: 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于2014年1月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中文版最近在台湾出版。
参议员黛安娜·范恩斯坦与亚洲基金会理事会主席大卫·M·兰普顿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对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之际，我们与兰普顿教授近期在北京就当前中美关系进行了交流。下文是本次对话的编辑版。
问：随着围绕南中国海与网络安全等问题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以及中美之间负面言论的增多，中美双方应如何寻求共同点，以使两国战略关系重回正轨？
答： 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样一个前提，那就是两个经济发展水平、历史背景均不相同的大国之间的关系绝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必须力图维系好这一关系。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我们对此关系的维护是卓有成效的。我相信，如果两国有明智的领导人，那么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我们还能保持这种关系。
我们有很多处理两国关系的方法。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是美国增长最为迅速的出口市场。中美在经济上相互依存，我们需以此为基础建立和维护两国关系。这里的方法之一是加大对彼此的投资。按现在的趋势估算，到2020年，将有二十万到四十万美国人在中国在美的制造业和其他企业工作。这些受雇员工的个人利益会受到中美关系的影响。我认为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包括在美国投资非常好，值得鼓励。很多人都认为美国是中国的最大投资者之一，事实上并非如此。双方在双向投资方面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其次，我们两国的领导人已经开展对话。现在，两国领导人有着定期、直接的对话。他们定期聚在一起，有的时候一年有超过两次的机会，比如在像APEC这样的国际会议等场合。高层领导人之间的对话必不可少。
许多人会提到中美军事交流增多这一好消息。事实的确如此。但总体而言，中美军事关系正在恶化，而我们需要尽力阻止这种趋势的发展。这就不得不提到南中国海问题，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在本地区包括军事方面的影响正在与日俱增，周边国家对此深感不安。中国需要通过一些方式和做法让周边邻国确信现在的中国会像其前几任领导人那样解决或搁置这些海上问题。
一方面，中国需要使邻国放心；另一方面，美国也须明确表示其欢迎中国在国际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毛泽东去世时，中国是一个比柬埔寨还要贫穷的国家，而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仅有3.8%。在国际组织中，美国需要给中国更大的、与其实力相符的空间。
对于两国而言，国内政治都正处于十分敏感的阶段。美国将迎来总统大选，中国也即将召开中共十九大，现任七位常委中有五位将要退休。毫无疑问，新一届政府的组成将伴随着不同力量的角逐，涉及多方面的政治考量。
当国内政治出现竞争和调整时，领导人往往会在对外政策方面表现得非常强硬，双方都不希望自己在国内民众面前显得软弱。这是我们需要应对的问题。如果处理的不好或是不够好的话，后果会是怎样呢？ 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相互争斗并不是解决任何问题的方法。而如果中美两国有明智的领导人，双方则会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案。
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年9月对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奥巴马总统去年访华时与中方达成了一项重要的有关气候变化的协议。您预期习近平访美期间会有重大突破吗？您认为怎样的访问算是一次成功的访问？
答：我们在评判一次访问或者领导人互动是否成功的时候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仅仅以会晤”产出”或达成的具体协议作为评判标准。达成一些协议固然重要，但数量不宜过多，且必须是重要并具有战略性的。更为根本的是，如果你问”美中关系的核心问题是什么？”，那答案基本上就是两国人民的互不信任，而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因此，如果这个是最基本的问题的话，那么衡量的标准就应该是访问是否有助于解决该问题。所以，我会把本次访问的目标定位成”交朋友”。
这将是习近平作为国家元首对美国进行的首次国事访问。2012年2月，习作为国家副主席曾到访美国。1985年他曾考察过爱荷华州的马斯卡廷，那次访问备受欢迎。首先，习接触到了美国的民众；其次，他的到访受到了当地媒体的广泛关注。坦白来讲，全国性的媒体向来喜欢挑刺，但地方媒体和政治人物则更关心经济发展、旅游和大豆出口等问题。因此习近平在讲话时就谈论了那些听众关心的话题。而这一次，中国应该考虑如何使习近平的到访对美国民众而言更有意义。当然，习一行要和国会以及相关外事部门进行会谈，但他们也应该把同等的精力放在尝试与美国大众的接触上。
在中国消除邻国顾虑的同时，美国必须明确表示其欢迎中国在国际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摄影/马修·彭德格斯特
在更实质的层面，即将召开的中美峰会也应该达成进一步推动气候变化合作的协议。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是两国在未来五十到一百年间最主要的安全问题之一。我同时希望两国可以在有关双边投资协定的讨论中取得进展。对美国而言，最关心的问题是中国会有多少经济领域是开放的。
双方可能会同意在军事方面开展更多交流活动，这个很好也很重要。但是，事实上只要中国和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存在紧张局势，华盛顿就会与日本站在一边，这会使中国感到担忧；而只要中国在南海继续扩大其存在，就会使中国与邻国和美国有冲突，因为美国对强权政治、自由航行和国际规则都比较担忧。对于中国而言，美国在中国近海的大量监视活动令北京极为不满。除非两国改变行为方式，否则美中军事关系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善。
问：您曾公开警告说美中关系正处于重要的”临界点”。作为一位长期观察中国的人士，您怎么看待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轨迹？
答：我曾说过，中美两国关系正在接近临界点，但是我并没有说我们已经到了要跌落悬崖的地步。我也不知道我们距那个悬崖边缘是五米、五百米、还是五千米远，但是，现在距离悬崖边缘的距离，比我希望看到的短得多。
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40多年来，特别是邓小平1977年复出后，大部分美国人见证了中国在外交和内政方面”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这其中当然也有跌宕起伏，比如1989年。但是，邓小平和老布什使双边关系基本上重回正轨。那时，中国正在开放，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投资。大部分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而大部分中国人也认为美国在对华政策上基本上是正确的。
大概是在2008至2010年左右，双方开始对对方的发展方向感到疑惑。随着南中国海问题、钓鱼岛问题和反日示威活动的出现，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许多美国人不太确定中国是否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美国人担心他们自己的经济未来。中国的贸易顺差非常大。中国看起来很成功，但同时中国似乎在内政和外交上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我认为大部分美国人也觉得美国当前的路线不正确，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或许会对此有所反映。
在中国，人们最先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美国要阻碍或遏制中国？”主要原因是，当你对未来持有乐观预期的话，你就会有积极的政策，就会把摩擦放在次要的位置，因为从长远来看一切都会更好。但如果认为未来会变得糟糕，就会陷入一个威胁性的态势里，因而不愿意忽略当前的摩擦。两国民众当前的思维模式无益于双边关系的改善。
美中两国正从一个寻求合作的关系转向相互威慑的关系，威胁是其中的关键。中国已拥有一艘航母，并且还在建造第二艘、甚至可能是第三艘航母。中国正在南中国海的一些海岛上开展开垦项目，并投入更多的军事力量。中国近期的军事战略白皮书表示要建立一支适航性更好、力量更强的海军。美国方面，2011年提出重返亚洲策略，在澳大利亚派驻军队（尽管人数有限），加强与日本的同盟。这些做法都令北京方面感到焦虑。现在美国已同澳大利亚、日本、菲律宾开展了联合演习,这些都令中国担忧。所以中美双方都在对对方的行为做出反应。从根本上来讲，双边关系越来越具有竞争性。我对这一濒临”临界点”的局面的感觉是，两国人民的心理状态都不对；两国的安全关系也正在恶化。我关于 “临界点”的言论并不是要批评中美任何一方，更多的是想呼吁：”让我们来解决真正的问题。”
问：作为亚洲基金会理事长，您对中国政府如何对非盈利机构进行有效监管和问责，但与此同时又能让国内外非政府组织可以继续在中国开展有益的项目有何思考？
答：中国应该设立针对非政府组织的监管框架，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进行监管。对此有两个机制，其一是审计程序，每个组织都应该对经费的支出负责，因为从性质上来讲，这些是公众服务组织，所以支出理所当然应该是合法并以公益为目的的。国家有确认非政府组织经费的来源和去向的合法职能或义务。第二，治理。非政府组织需设有理事会，并赋予理事会一定范围的决策权。同时，非政府组织应该在法律授权、公众目标和受托责任内，对其整体的表现负责。
然而，当”安全”的定义过于宽泛，就会对项目造成负面影响。这种做法欠妥。这会导致许多机构离开中国，损害中美两国间或者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的民间往来，不利于两国的相互了解。监管的过程不宜太过复杂、严苛，使得组织无法行使其职责。非政府组织需要有治理架构和问责的机制，但是不宜对这些机构进行微观管理。如果我们看一下各国对中国《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的反应，就会看到他们所表达的忧虑。我希望中国政府可以看到这些反应。
大卫·M·兰普顿系亚洲基金会理事会主席。他的邮箱是[email protected]。文中观点仅为兰普顿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亚洲基金会的立场。本篇博客原文为英文，可通过此链接阅读： http://asiafoundation.org/in-asia/2015/07/29/china-and-the-united-states-a-conversation-with-david-m-lamp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