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前的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隔离期间，环境变好了
新冠疫情的蔓延，已对世界多地的卫生、经济及性别平等造成了显著负面影响。但在环境方面，尤其是亚洲的环境，疫情造成的影响目前尚不明朗。随着居家隔离令的广泛实施，人类活动大幅减少，工厂关闭，道路清空。多常年被雾霾笼罩的城市上空，终于又恢复了许久未曾见到的湛蓝色。与人们被隔离在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动物们开始活跃起来。鹿群和猴子跑到了如今变得空旷的城市里，人们又能听到鸟儿的鸣唱。在普吉岛的海滩上，大海龟的产卵数量也创下了新高。环境似乎在向好发展。
新冠疫情会是自然环境的福音吗？
但是，新冠疫情会成为自然环境的福音吗？目前我们还无法下定论。
疫情期间，温室气体排放量确实大量减少，但为了刺激经济，美国和中国等大国都已开始放松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待新冠疫情最终得到控制时，世界经济很可能会出现报复性反弹，在这个反弹过程中，将会燃烧掉更多的化石燃料。而且，这些化石燃料现在的价格比原来便宜得多，更会助长对燃料的消耗。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亚洲的自然资源同样也面临威胁。数百万失业人员返回家乡，只能从当地的森林、河流或海洋中获取食物等资源，以满足生活基本需求。而借着疫情期间宽松执法的空隙，非法采伐、采矿和非法捕鱼等活动，也正在严重破坏森林和珊瑚礁等资源。
不管怎样，这次全球疫情危机，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我们与环境的关系，并持续关注这一问题。在此基础上，还有很多新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人类活动已使得地球上几无净土。未来，是否还会出现像这次的新冠病毒，以及SARS、MERS、埃博拉等这样人畜共患，造成大量感染和死亡的病毒？2015年联合国《仙台减灾框架》已明确提出，各国应将疫病大流行纳入国家灾害管理策略，为什么这一提议没能得到落实？难道我们不能建立一个更好的安全网络，保护那些在危机中可能会失去社会经济权利的人们，而不用简单地把他们送回农村老家，让日益减少的自然资源面临更重的负担？
2015年联合国的《仙台减灾框架》。图源：联合国
疫情面前，全球范围广泛实行的封锁措施，戏剧化地使温室气体排放锐减。当面对新冠疫情这样的全球威胁时，人类可以暂缓经济发展，改变生活习惯，但为什么在面对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杀手时，我们却不能采取及时而又有效的措施？况且，气候变化问题并不需要我们按下经济发展的暂停键，而是需要解决引起气候变化的能源问题以及改进消耗环境的基础设施，用可再生能源替换化石能源——走从消耗向可持续转型的发展路线。
同样的危机，不同的命运
对比疫情危机与全球气候危机，两者有很多共通之处：它们都在全球范围造成人口死亡和全面破坏；它们都严重依赖自然科学提供政策应对方案；受危机影响最为严重的群体都无力决定采取哪些减缓危机的措施，或对其施加影响。
截至4月23日，全球已有120个国家陆续采取封锁措施，此时，全球每1000个死亡者中有3人死于新冠肺炎。这一情况既悲惨，又着实令人担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7年前就有数据表明，全球每1000个死亡者中就有3例因气候变化而导致的死亡。这一数据仅包含热暴露、疟疾、登革热、营养不良，以及腹泻所导致的死亡，还没有包含每年因频繁的洪涝灾害、干旱和飓风等气候灾害所造成的成千上万的死亡人数。而这也不过是实际情况的冰山一角。世界卫生组织正在追踪因全球变暖的诱发因素，即黑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臭氧和一氧化碳所导致的死亡。你知道数据是多少吗？每年800万人。也就是说，全球平均每年1000个死亡人口中，有140人是死于这些诱发因素——这一比例是目前全球新冠疫情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比例的46倍。这仅仅是我们刚刚开始感受到的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未来，我们还要面临更多更为严重的影响，包括生态系统崩溃、极端天气事件、海平面上升，等等。毫无疑问，气候相关问题所导致的死亡率只会越来越高。
警哨早已吹响，为何还不行动？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全球能以如此快的速度和如此强烈的政治意愿来抗击新冠疫情，却尚未对气候变化问题做出及时响应呢？是因为经费吗？显然不是。
举个例子，如果美国想在15年内完全实现向可再生能源的过渡，需要花费5.7万亿美元。而在过去的3个月中，美国为应对新冠疫情已经支付了6万亿美元。诚然，要将全球经济完全向可再生能源过渡，其费用无疑十分高昂，但即使再高，也必定不会高于气候危机将给人类造成的巨大威胁和损失。由此可见，金钱并不是决定性问题。
那么关键因素到底是什么呢？是人类的本能反应。
人们对潜在威胁的回避本能
研究表明，人们对当下和实际可见的威胁会采取更为果断的响应，而面对未来的、潜在的威胁时——无论其潜在危害有多可怕，人们总是倾向于采取回避的态度。新冠疫情危机和气候变化危机下人们的反应，正是对这一研究结果的印证。
由于新冠疫情的突发性，它激发了世界各国政府的政治意愿来实施封锁政策，按下经济发展的暂停键，斥资数万亿美元来抗击疫情。与之相反，气候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缺乏疫情会产生的这种现实而迫切的影响，因此当很多国家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时，就不会重视清洁能源问题。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与社会委员会《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评估结果显示，亚太区域在包括清洁能源和气候行动等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上，全部落后。承载着全球60%人口的亚太区域，在全球100座污染最严重城市中，占据了99个席位；全球面临气候变化威胁风险最高的10大城市中，有5个在亚太。除此之外，亚太区域仍旧在持续每年补贴化石燃料相关产业，补贴金额高达2400亿美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亚太区域投资在可再生能源上的费用，仅有1500亿美元。
我们需要做什么？
面对严峻的环境形势，各国必须主动采取行动，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各国制定疫情后经济振兴策略之时，也是转变经济投资思维模式的绝佳机会。
近期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刺激经济恢复的各项举措，事实上可以同时服务于经济和气候的目标，但前提是各国政府能果断采取战略性投资，将经济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脱钩，同时推动工作和运输方式的改变。
在这次全球疫情危机中我们还发现，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发展给新冠病毒快速传播提供了条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是人类对地球影响进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与新冠病毒大流行一样，气候变化也会导致同样的结果：我们越晚采取行动，其影响会越深远、其代价越高昂，其结果也越致命。如果我们必须亲眼目睹到灾难才会采取行动，那么新冠疫情可能就是对我们最好的警示。而我们今天重见蓝天的欣喜，可能也在从侧面提醒人们，我们想要的未来应该是怎样的。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选择我们未来的关键，就包含在我们针对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所采用的经济刺激政策中。
本文由亚洲基金会传播团队根据亚洲基金会英文博文“Covid-19 vs Climate Change: What Can We Learn?”内容编译可通过此链接阅读原文：https://asiafoundation.org/2020/06/10/covid-19-vs-climate-change-what-can-we-learn/。文章所有数据和引用信息来源，请参见原文内容。原博作者金·德利得（Kim DeRidder）是亚洲基金会环境项目总监，电子邮箱 [email protected]。文中所表达的观点和意见均为作者本人看法，不代表亚洲基金会或其出资者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