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亚洲基金会的支持下,北京绿研公益发展中心携手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在北京成功举办了绿色复苏议题国际研讨会。亚洲基金会首席代表处张建欣受邀出席并致辞。

以下文章来源于北京绿研公益发展中心微信公众号星球公社

5月30日,由北京绿研公益发展中心和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共同主办、由亚洲基金会支持的“后疫情时代亚洲实现绿色、具有气候韧性的经济复苏之路”研讨会在北京成功举办。本次研讨会邀请了联合国机构、政府间国际智库、国内外高校、可再生能源企业、基金会和社会组织的代表,通过线上线下的形式,共同讨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多双边合作助力亚洲以绿色、低碳和韧性的方式实现经济复苏,以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根据 IPCC 报告,由于减排目标和行动存在显着差距,全球平均气温在短期内可能达到甚至暂时超过 1.5°C。亚洲是气候脆弱性最高的地区之一,也是未来几十年人口、工业化和能源消费增长最活跃的地区。亚洲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减贫、应对气候风险、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等多重挑战。中国在大气污染治理、能源转型、低碳交通、绿色金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北京绿研公益发展中心围绕上述议题制作了面向国际受众的英文传播产品:《助力亚太地区绿色发展,迈向零碳、自然向好的韧性未来》,分享中国良好实践,探讨区域合作重点。欢迎点击阅读原文下载,并通过[email protected]与我们交流)。在此背景下,中国与亚洲发展中国家在气候政策、能源转型和融资机制方面的知识共享至关重要。

本次研讨会一方面聚焦亚洲能源公正转型的趋势,并以中亚地区、蒙古和中国为例,讨论了加速可再生能源发展所需的政策引导、技术变革和创新解决方案,大气污染防治与能源转型的协同效益以及水-能关系;另一方面,研讨会分享了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经验和“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GIP)在中亚的落地,介绍了哈萨克斯坦可持续金融发展情况以及如何通过债务缓释等方式帮助亚洲发展中国家动员资金;最后,各方围绕未来区域合作,展望如何通过多双边合作助力发展中国家构建绿色、低碳富有韧性的经济体。

以下是各位嘉宾的发言精华回顾,期待未来持续就亚洲绿色低碳韧性发展与大家开展交流和对话。

开场致词

亚洲基金会中国首席代表 张建欣

张建欣女士指出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以及过去三年新冠疫情的流行对全球经济和社会造成了严重影响,削弱了世界为减轻贫困和不平等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做的努力。亚洲作为气候脆弱性最高的地区之一,在完善气候政策、动员私人资本方面都面临着巨大挑战。张建欣女士强调了对话的重要性。中国在大气污染治理、能源转型、绿色金融、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经验对亚洲国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通过多边对话,能够帮助提升亚洲的气候政策和行动,推动经济绿色复苏和气候韧性的构建。张建欣女士介绍了亚洲基金会对中国和亚太地区环境和气候变化领域的关注和工作,包括环境政策和治理、社区减防灾、气候韧性、ESG投资、绿色复苏和气候投融资。近年来,中国与中亚各国在环境和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日益加强,这与最近举行的中国中亚峰会所提出的合作愿景相一致。希望这样的经验分享和知识交流能促进亚太地区绿色、零碳以及包容性合作,实现碳中和未来。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院长 卡比尔·朱拉佐达

卡比尔·朱拉佐达先生强调气候变化是全球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如果不通过减缓和适应措施进行有效的应对,全球的繁荣健康和生存前景都会受到严重的威胁。CAREC地区(包括阿富汗, 阿塞拜疆, 中国, 格鲁吉亚, 哈萨克斯塔, 吉尔吉斯斯坦,  蒙古, 巴基斯坦, 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和乌兹别克斯坦11个国家)是世界上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之一,温度和降水地理分布不均,季节性波动较大。CAREC学院一直通过开展前沿研究、知识共享和合作伙伴关系建立,满足成员国在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需求,尤其是后疫情时代的发展需求。2022年,CAREC 计划和 CAREC 学院共同制定了绿色、可持续和包容性的后疫情世代经济复苏框架,该框架在第 21 届 CAREC 部长级会议上获得通过。该框架规定,CAREC 国家需要考虑加大力度促进区域合作倡议和计划,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并探索促进绿色和包容性经济增长的方式,其中应包括数字化转型、相关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创新融资模式,以及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

 

主旨发言

环节一:亚洲国家能源转型现状及展望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能源司司长 刘鸿鹏
刘鸿鹏先生强调,无论在投资角度还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在经济复苏中能源转型都是非常关键的。通过能源公正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气候目标。整体来看,亚太地区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比例最大,其75%的排放来自能源领域,能源相关的排放中42%来自煤炭。因此,在能源转型过程中减少煤炭消耗、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例非常重要。同时,也不能忽视能源转型对弱势群体的影响,尤其是在煤炭富集地区,需要通过就业、再就业提高煤炭行业从业者的适应性和技术能力。能源转型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7是紧密结合的,在2030年前,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7为重点,包括提高能源可及性和有效利用,以及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同时,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能源转型要不断加大力度,以实现长远发展目标,实现《巴黎协定》1.5℃的温控目标。目前,亚太地区实现了98.6%的通电率,但距离实现清洁炊事燃料的目标还有较远,在疫情期间,亚洲有8500万人口返贫,这让他们不得不使用更多的传统燃料;近十年来亚太地区可再生能源发展突飞猛进,绝对装机量和绝对供应量在不断增加,但是可再生能源消费在能源总消费中的占比还需要提高;亚太地区在节能减排、提高能源效率方面也需要加大力度,才能实现2010-2030年能源强度每年下降2.6%的全球发展目标。在后疫情时代,在刺激经济恢复的同时,也要增强能源转型的力度。目前,印尼、越南、印度已经加入了公正能源转型伙伴计划(Just Energy Transition Partnerships),加速退煤为重点的能源转型,同时降低这一过程对弱势群体的影响,提高转型行业工人的技术能力,适应新的就业要求。亚太已有39个国家已经做出了净零排放承诺,各国应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共同实现加快能源转型的步伐,并鼓励利用现有的政府间合作平台,加强政策对话,分享好的经验,通过合作共享技术,特别是南南合作,为实现本世纪中叶零碳排放目标努力。

北京绿研公益发展中心副主任 郭虹宇郭虹宇女士指出疫情之后,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多重挑战。亚洲地区是能源发展的热点地区,也是气候脆弱性较高的地区。亚洲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和强度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这对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生产户外劳动者的生计和生产力都带来了风险。目前,多数东南亚国家都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方案,并识别了在适应领域未来的重点行动领域,包括农业、水资源利用、公共卫生、渔业、林业、生物多样性等。但是这些国家在风险预警和评估方面仍然面临挑战,需要能力建设,来识别气候行动的需求和重心。绿研识别了在能源转型、交通、绿色金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亚太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也识别了中国与这些国家开展合作的可能方向。以能源转型为例。许多亚洲国家依赖煤电,开展能源转型面临着政策、金融和技术方面的限制与挑战,对于能源安全的担忧也会阻碍各国能源转型的步伐。部分国家即使在能源转型方案中设置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在具体实施时也难以保证落实。除此之外,对于可再生能源投融资的模式、风险偏好、风险评估机制,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形成成熟的方法学和市场认知;在技术方面,发展中国家电网效率低、损耗率高,可再生能源的消纳能力不足,都限制了其大规模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步伐。在绿色金融方面,发展中国家在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建设、标准制定、分类目录、信息披露、创新产品以及绩效评估方面仍然有诸多挑战。在生物多样性领域,因栖息地的丧失或割裂、过度捕捞或利用、入侵物种、野生动植物的非法贸易、环境污染以及气候变化,亚太地区仍面临着非常严峻的生态系统丧失和退化的挑战。

中国过去几十年在绿色低碳转型、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绿色金融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教训。通过区域交流与知识共享,中国可以与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低碳与自然向好的区域发展。可以通过南南合作和国际发展倡议等方式,加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交流,深化在能源转型、绿色金融和生物多样性等领域的合作。郭女士提出中国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民间社会互相了解,进行知识共享,开展区域交流对话,共同促进议题的共同认知,探索解决方案,对于区域绿色低碳和具有韧性的发展至关重要。期待在未来与各利益相关方开展区域对话、议题研究,以共同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研究部高级研究专家 阿西夫·拉扎克阿西夫·拉扎克先生介绍了CAREC地区的能源转型挑战以及对中国能源转型经验的借鉴。他指出,能源转型的关键在于两个因素:政策驱动和包括技术变革和基础设施变革在内的一系列变革。CAREC地区对能源的需求预计将在2030年增长32%,因此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要升级其输配电基础设施,CAREC地区(不包括中国)需要大约250亿至490亿美元的投资,如果包括中国,则需要768亿到9010亿美元的投资。若要实现基础设施的现代化,CAREC地区(不包括中国)需要大约1360亿至3390亿美元的能源投资,如果包括中国,则需要2.9万亿到3.8万亿美元的投资。CAREC各国已经承诺到2030年将排放量降低18%-30%,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将更多的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纳入能源系统,同时也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目前CAREC地区对风能和太阳能的利用仅占本地区装机容量的6%,有很大的投资潜力。

可再生能源的消纳能力是CAREC国家面临的挑战。CAREC国家面临巨大的能源需求,如果要实现发电领域的自给自足,到2030年,整个地区需要再额外获取19.2万兆瓦的新增装机容量,来替代8万兆瓦的化石能源的发电产能。在联合国对各国发电资源的可用性、可持续性和效率的评价中,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蒙古的发展势头较好,但也有一些国家的发展势头缓慢。为了提升可持续能源消纳能力,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给出了政策建议,包括三大支柱及三大基础:三大支柱即通过区域互联互通实现能源安全、通过市场化改革扩大投资、通过区域能源系统的绿色化来提升可持续性;三大基础即知识和合作伙伴关系、私人部门的参与,以及发挥女性在能源转型中的作用。

最后,拉扎克先生提到了全球能源治理的重要性,并强调了建立有效监管框架、推动区域间协作和有效管理的必要性。中国在能源转型方面取得了成功,特别是在长期战略和政策的制定方面。在中国“十三五”计划期间,单位GDP碳强度降低18%,在整体能源消费中,非化石能源的比例提升至20%。中国在”十四五”计划中制定了能源转型长期战略,并在短期内完善相关政策;建立新型电力系统;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碳排放交易机制;创造更有利的投资环境等。对CAREC国家来说,可以建立一个更有效的区域性管理机制,并建立能源治理框架和监管框架。各国还需要实施基于市场的排放控制体系,并通过区域协调在该地区创造更有利的投资环境,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净零创新公司联合创始人、首席技术官员  Uemaa (Emma)GANTULGA

Emma介绍了蒙古国能源转型方面的行动以及她所在机构开展的创新零碳解决方案的实践。

蒙古国将能源行业视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推动力量,在疫情后推动能源转型的计划,并在蒙古国愿景2050中将其列为重点发展领域。蒙古可再生能源发展潜力巨大,特别是在戈壁地区和东部地区。根据研究,如果在蒙古所有的戈壁地区铺设太阳能光伏板,将能满足全球66%的电力需求。蒙古原计划到2023年,20%的装机容量将来自可再生能源,目前这个目标已经提前实现了。2022年,蒙古9%的能源消费来自可再生能源,预计明年将达到13%。蒙古的经济发展依赖矿业和制造业,有许多企业在农村,一旦缺电就无法进行生产。在后疫情时代,如果电力部门不能进行升级,电力无法保障生产,那么采矿行业和实体制造业将面临很大的挑战。此外,输配电损失也是一个问题,目前损失比例高达24%。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政府正在推进一些新的举措,包括:

1)建立地方能源网络,以社区为单位发展去中心化的能源中心,社区之间可以相互共享资源,提高区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创造经济发展机会;

2)促进企业创新,提高加工效率,降低生产能耗;

3)将聚集在首都的人口分散到其他区域,让更多地区获得经济发展机会。

Emma还介绍其机构在推动零碳创新解决方案领域的实践。首先,Emma团队与亚洲基金会合作开展碳交易相关的项目,该项目旨在建立未来的碳市场并推动家庭级的碳汇认证,利用机器学习提升管理和抵消碳排放的效率。其次,Emma团队联合多方,通过在社区层面推广可再生能源替代煤炭,以实现更清洁、高效的能源使用,旨在解决蒙古社区的空气污染问题。最后,与亚洲开发银行合作项目,聚焦于偏远地区的社区,帮助他们建立小型企业并发展可再生能源系统,从而提升社区经济发展和可持续性。

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项目副主任 陈丹陈丹女士在会议上介绍了中国在大气污染防治与能源转型方面的协同工作。目前,协同推进减污降碳已经成为我国新发展阶段全面绿色转型的必然选择。2013年国务院发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2018年《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之后,中国大气污染防治实现了历史性的变革。2021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年均浓度已经降低到了30微克每立方米,相比2015年的水平降低了近35%。大气污染治理对于能源消费的结构调整也起到了关键作用。从2014年以来,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从66%下降到56%,煤电比例从2013年的69%降低到了2020年的56%,非化石能源占比也在不断上升。2010年以来,针对电力、能源、工业、民用、交通部分都制定了严格的污染排放标准,这些标准同时也推动了能源结构的调整。

能源转型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中之重,中国面临着巨大的碳中和压力。国际能源转型指标评价体系当中强调它的清洁、优质、安全三个方面,从这三个方面来看中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的能源转型进展,可以看到:

  • 从能源依赖程度来看,欧洲的自给率较低,对外依赖严重,中美能源依赖相对自立,但对于中国而言,油气的依存度仍然较高;
  • 从能源结构是否清洁低碳来看,法国由于核能的使用,清洁低碳能源的比例远高于中国。中国与德国、法国存在很大差距,与美国比较接近。中国的发电用能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和电能在终端能源消耗中的占比高于美国。
  • 从单位GDP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污染物方面来看,中国是美国、德国、法国的两倍以上。
  • 从能源效率来看,中国的人均消费虽然只为美国的2/5,是法国和德国的2/3,但是整个能源系统效率与德国和美国差距不断增大,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减污降碳协同面临着挑战,包括不同污染物的协同控制、能源转型地区分布不均衡和其他挑战。不仅仅要关注PM2.5,更要关注PM2.5、臭氧和二氧化碳三者的协同,也要关注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控制,减油增化,在更好地加强产业链的同时控制碳排放,CCUS的定位、成本、能耗,受到的水资源约束以及固废整体协同控制。

中国在大气污染防治和能源转型方面的付出了许多努力,也取得了不少成就。为了进一步推动减污降碳协同,需要开展国际合作。中国愿意与东盟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能源可及性、可再生能源、绿色低碳合作和绿色产能合作等领域进行更多的交流与合作。

 

环节二: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具有气候韧性的经济复苏:现状、挑战及机遇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第二副院长 伊斯坎德尔·阿布杜拉耶夫

伊斯坎德尔·阿布杜拉耶夫先生在会议上强调,对于CAREC地区来说,绿色、具有韧性和包容性的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CAREC地区需要关注气候变化和水资源问题,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研究显示,CAREC国家面临更高的升温速率、频繁的自然灾害和降雨模式的变化,这导致了更大的经济损失和更高的农业的脆弱性,有必要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和减缓机制,如提高用水效率和节水、建立早期预警机制、发展农业技术、优化作物管理、促进作物多样化、优化植被管理、利用区域合作和信贷保险补贴等金融工具来应对气候变化,降低社区和居民的气候脆弱性,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目前CAREC地区的能源需求在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能源生产仍然高度依赖化石能源,能源短缺、基础设施老化以及能源生产设施效率越来越低和不可靠等问题加剧了经济脆弱性。CAREC 地区各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性,并通过增加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来实现能源结构多样化,以加强能源安全。然而,由于化石能源储量丰富、对边际成本低的水电的依赖以及需要大量投资来升级基础设施,CAREC地区的能源转型进展缓慢。能源丰富的国家正加快开发可再生能源,逐步制定标准、原则和方法,例如放松对电力市场的管制和采用特别立法;能源匮乏国家由于缺少资金,主要依靠国际赠款和外部融资来发展可再生能源。为了进一步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CAREC国家需要在技术、金融等方面开展更多区域合作,升级现有的和建设新的区域内和区域间能源设施和基础设施,同时在区域内和区域间开展可再生能源政策制定和实施方面最佳实践的分享。

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顾问 Aigul KUSSALIYEVAigul KUSSALIYEVA女士介绍了中亚区域的可再生能源融资趋势、主要国家在绿色金融政策、标准与实践的进展、以及未来中国与中亚区域开展绿色金融支持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展望。Aigul KUSSALIYEVA女士介绍了可再生能源融资的增长趋势,中亚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潜力和融资需求,她强调中亚需要大量绿色投资,以实现能源结构的现代化。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若要实现到2030年实现能源系统现代化的目标,需要200亿美元的投资。

为了动员资金支持低碳转型,中亚各国在可持续金融政策与实践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2021年,哈萨克斯坦发行主权绿色债券,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也都在计划类似的项目。目前哈萨克斯坦的可持续发展融资市场规模达到大约5亿美元,体量较小,主要由开发银行通过绿色债券、绿色贷款和社会债券等工具开展融资。目前哈萨克斯坦可持续融资政策框架包括标准、激励机制、产品、信息披露要求,目前的工作重点是在绿色分类目录的制定中进一步升级以及采纳国际通用标准。另外,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已经制定了自己的绿色债券和SDG债券分类目录。此外,每个国家都制定了自己的《可持续发展融资指南》,但目前缺乏公认的可持续发展融资国际标准。

在5月19日的中亚-中国峰会上,中国表示将提供资金支持,投资风能和光伏项目,帮助中亚地区实现1.13GW左右规模的新能源项目。双方还可以在碳排放交易、统一绿色金融标准的制定以及绿色投资项目的推广方面开展合作,进一步推进气候融资,Aigul KUSSALIYEVA女士指出这将成为该地区成功推进可持续发展融资的关键因素。

 

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国际合作中心主任,“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GIP)秘书处北京办公室负责人 程琳

程琳先生首先分享了中国绿色投融资的数据。我国绿色信贷市场和绿色债券市场已经进入了发展的阶段,特别是在2020年提出“双碳”目标之后。截至2022年年末,中国绿色信贷余额超过22万亿人民币,即超过3万亿美元,这是意味着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信贷市场之一。去年中国绿色债券发行量超过8700亿人民币,增速达到50%。但是,目前仍然有大量资产不符合绿色标准,需要进行转型,估计转型资产规模为60-80万亿人民币。从国内和全球绿色债券资金使用情况来看,有85%的资金投在了三个行业:能源,尤其是可再生能源;交通,主要是绿色交通、铁路交通和电动汽车的发展;建筑。这个结论对中国和中亚都有一定的适用性,蒙古目前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三个领域。另外,中亚国家还面临与水相关的挑战,水会影响粮食生产,所以中亚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上也有很大的融资需求。根据经验,中国之所以能够建成一个比较大的绿色金融市场,是因为有四个支柱,包括:界定标准、金融产品、信息披露和能力建设。这四个标准缺一不可,否则会出现“独木难支”的情况。比如,2020年初,蒙古就在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以及国际金融公司的支持下,制定并发布了《绿色金融分类标准》,但蒙古的绿色信贷占比只有1.8%(中国为10%),绿色债券发行量也很少,这是因为蒙古缺少激励机制,也缺少绿色债券认证标准和第三方机构。中国金融机构可以利用自身在绿色投资方面的经验和支持,加大对中亚地区的支持力度。程琳先生还介绍了“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Green Investment Principle, GIP)的进展和成果。目前GIP有47个成员,其中有1/3来自中国内地,6家来自中亚地区,蒙古2家,哈萨克有1-2家,巴基斯坦2家,持有和管理40万亿美元的资产。在过去的几年内,GIP成立了三个工作组,分别开展环境风险分析、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金融产品创新的工作,开发了环境和气候风险在线免费评估工具和一个绿色项目库。2021年5月,GIP在中亚设立第一个办公室,今年6月14-15日在蒙古举办了一次能力建设,提升中资机构和当地机构开展绿色投资的能力。

 

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Rebecca RAY

Ray女士表示,全球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是,短期的债务偿还的需求可能会导致长期的环境目标无法实现。很多国家面临着债务压力,也同时面临非常严峻的环境挑战,这就使得一些国家为了缓解债务压力,会选择牺牲环境的稳定性。但好消息是,环境的改善跟债务压力的减轻是相辅相成的:如果环境没有改善,未来很有可能会出现更加严重的危机,进一步加剧债务危机;如果说没有债务的缓解,环境保护的目标也往往因为资金不足而没有办法实现。所以,我们需要一种环境债务缓释机制。

目前全球发展中国家债务压力增加的原因是利率增加及美元成本增加,这让发展中国家面临选择——是选择兼顾经济和环境的良性循环,还是选择为了经济牺牲环境的不良循环。事实上,不良循环并不利于国家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如果没有充足的生态和环境领域的投资,那么该国家的气候脆弱性会越来越高,带来经济损失,从而可能带来更大的债务压力。因此,债务缓释作为一种解决方案被提出。

债务缓释是用新的绿色债券代替旧的贷款,绿色债券可以用于新的保护区的建设,或者用于升级基础设施、开展水的管理、避免洪涝和干旱这些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还有一种新的债务缓释类型,叫做关键成果指标(KPI)债务缓释,其发行的债券会全部用于某国未来的环境目标(如:碳减排、保护区建设、治理森林退回或荒漠化等),实现可持续发展。用债务缓释来完成绿色债券对贷款的替代,允许银行在绿色债券市场上进行重复销售,可以在账面上创造更多债务平衡,缓解银行账面压力。

中国做为绿色债券市场发展的领导者,在开展债务缓释中具有优势。新的绿色债券可以以人民币或其他货币计价,这样就能够缓解因依赖美元而产生的瓶颈。特别是KPI债券,它不与单个项目挂钩,可以比特定项目债务调期更大,因此就可以通过发行债券创造更多的财政空间,真正帮助解决当前的债务压力,从而让某国能够负担长期环境投资。此外,中国的强大技术能力使其在保护区建设和基础设施发展方面的占据优势地位。中国的生态红线系统规模大,并能够使用空间分析和遥感技术来为建立保护地提供不同类型的土地分析;中国的绿色能源公司在全球具有领先地位,有能力应对气候变化;中国的基础设施能力在全世界是无与伦比的,能够帮助与推动气候适应。因此,这是中国发挥其优势的机会,与其邻国分享这些优势,而不是增加更多的债务。

目前有8个亚洲的借款国(蒙古、库尔德、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马尔大夫、老挝和柬埔寨),他们的公共部门对中国的债务至少占全国GDP的5%左右,都面临着很高的环境压力,也已经展示出他们对于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以蒙古和柬埔寨为例,蒙古有很大的可再生能源潜力,债务缓释能够帮助他们在减少碳排放方面取得进展;柬埔寨则有严重的森林砍伐问题,债务缓释有助于帮助保护当地的森林。中国和其他债务国之间可以积极开展合作,以促进所有债权国与借款国之前的合作。

 

总结致辞

 

亚洲开发银行合规委员会前主席、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绿色贸易与投资专委会荣誉主任委员、北京绿研公益发展中心战略指导委员会资深专家 唐丁丁

唐丁丁先生强调亚洲地区目前面临的重要挑战是如何有效参与全球气候变化的应对,这是一个大的课题。亚洲地区是经济引擎,但也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且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因此,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亚洲地区需要发挥作用并与全世界合作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应对疫后绿色复苏和绿色转型的挑战时,需要关注经济恢复和绿色化之间的平衡。这涉及到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两个关键议题,亚洲国家既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国家,又是排放大国,也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资源国。其次,亚洲地区国家需要平衡减排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需要把适应性问题放在首位,否则亚洲地区的气候灾害和对经济的影响将无法控制。第三,开拓资金渠道非常重要。除了绿色金融的政策搭建之外,还需要发展不同的金融工具和产品来支持绿色转型。国际金融机构和组织也应该在投资活动中关注和解决公平正义、性别平等、劳工权益等问题,并在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中纳入这些指标。

最后,唐丁丁先生总结了亚洲地区未来绿色能源转型中应关注三个问题:协同、减排与适应性平衡以及资金渠道的开拓,并希望未来能进一步探讨如何调动社会资本、开拓金融工具,以实现绿色低碳能源转型,并兼顾转型的公平正义。

原文链接:精彩发言回顾|后疫情时代亚洲实现绿色、具有气候韧性的经济复苏之路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