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新冠病毒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挑战世界各国,而一些国家的形势尤其严峻,例如饱受贫穷和冲突折磨的阿富汗。对此,多个国际组织在多项研究报告中均已发出警告。当阿富汗人对新冠疫情的恐惧日益加深时,它却从另一角度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联合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应对疫情危机,将疫情的影响降至最低。

低死亡率与发酵的恐慌

从阿富汗目前的官方数据看,由新冠病毒引起的死亡比率并不是很高,但这可能是数据不足和死亡原因不准确导致的。

在长年战争、 政局动荡的影响下,阿富汗经济早已不堪重负,国内恢复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外部援助。而当下,病毒正在对当地经济形成新的威胁,不仅增加了治理部门的压力,还削弱着政府与塔利班之间原本就脆弱的和平谈判基础。对于新冠病毒造成的死亡人数,阿富汗人民普遍认为要比官方数据高很多。在阿富汗,当地可用于检测病毒的核酸试剂盒数量有限, 所有的检测资源都控制在政府手中,私人实验室和私立医院并没有进行新冠病毒检测的资质。此外,许多出现感染症状的患者,都倾向于采用传统疗法。这些客观上也在强化民众猜测的合理性。

自疫情爆发以来,诸如“红茶”、“药草混合方剂”等各种抗疫“偏方”,可谓是铺天盖地。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这些方法有效。即便如此,被疫情笼罩的绝望的阿富汗人民对此还是趋之若鹜。近期,首都喀布尔一家诊所声称已研制出了能抑制新冠病毒的药物, 随即患者们就挤爆了这家诊所,其中还包括很多来自外省的患者。不久,政府介入调查并下令关闭了这家诊所,结果引发了当地人的抗议,要求政府将其重新开放。但没过几天,政府便永久性地关闭了这家诊所,因为卫生部对该诊所给患者使用的药物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其中含有多种违禁成分,包括阿片类药物。

注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阿片类药物是罂粟衍生的精神活性物质或人工合成的具有类似效果的物质,例如吗啡、海洛因、曲马多、羟考酮和美沙酮。https://www.who.int/substance_abuse/information-sheet/zh/

目前,政府采取的的各类防疫措施,似乎都没能有效阻止新冠疫情的蔓延。对此,政府已经加大防控力度,包括缩减国家公务员的出勤时间(调整至早上7点到下午1点),以及将大中小学的停课时间延长至8月。但是,在这样一个官方数据显示有52%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45%的人口没有粮食安全保障的国家,在为阻断病毒传播而广泛实施的封锁措施背后,隐藏着可能比疫情更为可怕的威胁——饥饿。

政府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正在检测新冠病毒。摄影:Etilaatroz

基于对政府行动及公众行为的观察,我们发现阿富汗人民的出路似乎只有一条,那就是让病毒自行发展,直到有足够多的人通过感染获得免疫力,也就是所谓的“群体免疫”。很明显,这种自然免疫将会给人们的生活造成巨大的损失。根据发达国家群体免疫模型推测,必须有超过70%的人口免疫,才能建立起群体免疫。阿富汗的总人口大约为3500万人,按比例来推算,要有2500万人感染病毒才可以达到群体免疫。如此一来,死亡人数将无法预料,这也会给人们带来无尽的苦难和绝望。

我已经数不清我身边有多少亲戚和朋友的家人因为感染新冠肺炎而离逝。尽管最近有关阿富汗民众去逝的报道有所增加,但却很少提到他们是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的——他们的死亡更多地被归咎于心脏病或慢性疾病。阿富汗公共卫生部公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24日,阿富汗全国已报告新冠肺炎死亡人数仅500多一点,但因为公众对新冠肺炎的污名化,以及缺乏正确认识等因素,新冠肺炎患者的死亡原因,常常被错误地记录为心脏病或伤寒。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当阿富汗人对新冠疫情的恐惧日益加深时,它却从另一角度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公众、研究机构、企业和政治力量可以联合起来,共同应对疫情危机,将疫情的影响降至最低。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由Daily Etilaatroz网络媒体推动的“团结项目” (solidarity program)。这个项目最先在首都喀布尔启动,然后被推广到其它各省。项目号召房东们在封城期间减免房租,来帮助因封城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人们。这个号召,得到了很多房东的响应,他们与困难群体团结抗疫的行动备受社会各界称赞。另外一个例子是名为“Kocha Ba Kocha”的筹款运动。在这个活动中,年轻志愿者们聚集在一起,筹集善款,向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免费食物,以减轻疫情对他们的经济影响。一家私人银行也加入了筹款活动,通过他们的努力,有1万个来自喀布尔和其它省份的家庭能每月获得定量的食物供应。除此之外,政府也启动了“免费面包”项目——在社区长者们的帮助下,选出社区的贫困家庭,然后由政府为其提供近一个月的免费面包。近期,政府还宣布要将该项目周期延长一个月。

首都喀布尔一家面包店门前,人们在排队等待领取免费面包。摄影:Etilaatroz在经历了新一轮总统选举之后,人们担心两位主要竞选人阿什拉夫∙加尼(Ashraf Ghani )和阿卜杜拉·阿卜杜拉(Abdullah Abdullah)之间的纷争还将继续威胁这个国家的稳定与发展。但现实似乎与人们担心的不太一样,两位候选人最终放弃了分歧,并于5月签署了一份政治协议。虽然新冠疫情不是化解他们之间分歧的唯一原因,但应对疫情的现实迫切需求,无疑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今,阿卜杜拉·阿卜杜拉领导的阿民族和解高级委员会,负责与阿富汗塔利班进行和平谈判等事宜。而谈判结果似乎在向好发展。塔利班宣布在五月开斋节期间与阿政府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并同意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参加搁置已久的国内和平谈判的首轮会议,而阿政府则要根据前期签署的美塔和平协议,释放3000多名塔利班在押人员

这些进展给人们带来了些许谨慎的乐观,尽管其背后有国际社会外交干预的推动,但新冠疫情所造成的紧迫感,似乎对谈判双方达成初步协议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亚洲基金会在阿富汗

疫情的持续,威胁着阿富汗社会的方方面面。疫情发生后,亚洲基金会一直给予持续关注,并力所能及地做出响应。亚洲基金会喀布尔办公室计划在今年7月至12月,开展一系列社会认知调查项目,以帮助政策制定者、援助方和发展机构深入了解新冠肺炎疫情对阿富汗经济、政府治理和人民生活造成的影响。我们希望项目收集到的信息,能为决策者制定公共政策和发展规划提供重要参考, 帮助其制定适合当地的综合性的危机响应措施,并为阿富汗未来的发展,提供合理建议。

本文由亚洲基金会传播团队根据亚洲基金会英文博文“Afghanistan’s Covid-19 Bargain?”内容编译。可通过此链接阅读原文:https://asiafoundation.org/2020/06/24/afghanistans-covid-19-bargain/阿卜杜拉·阿赫迈德赛(Abdullah Ahmadzai)是亚洲基金会驻阿富汗首席代表,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本文所述仅代表作者的观点,不代表亚洲基金会或其出资者的立场。

封面图片: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露天市场街景。摄影:Jim Huylebroe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