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作为一个文化多元、多宗教国家，生活着大量无证移民和难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期间，这些边缘化群体，不仅无法享有当地医疗卫生福利，还存在一旦被发现就会被拘捕驱逐的风险。因此，这些人里的大多数，都不敢去进行病毒检测。如何发现并应对这类群体的医疗需求，减少本地抗击疫情的阻力，是马来西亚当下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
摄影：Hafiz Johari
多元化社会与边缘化群体
五一劳动节当天，马来西亚警方突击搜查居民住宅并逮捕了数百名无证移民(undocumented migrants)，试图以此来遏制COVID-19的大范围传播。马来西亚警方的这次行动对于抗击疫情而言，无疑是必要的。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文化多元、多宗教的国家，这里有200多万持有合法证件的移民工人，更有200万~400万无证移民，以及人数超过16万的难民。想要顺利应对疫情，就要将本国所有居民都考虑在内——无论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或公民身份如何。所以， COVID-19疫情正在考验着马来西亚的治理能力，尤其是这些被边缘化的、无证移民和难民群体的治理。
注释：联合国在1975年大会上首次使用了non-documented 或 irregular migrant workers来指那些没有完成目的国制定的手续和流程，却在其国土上生活或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们，从而替代其他描述不准确，并给指定群体带来伤害的词语。
首例死亡病例映射出来的问题
马来西亚的首例COVID-19死亡病例出现于3月17日，源于一个国际传教组织“祈祷团”（Jemaah Tabligh）一场16000名信徒的集会。“祈祷团”起源于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传教团体，拥有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信徒。2月下旬，该组织在位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斯里佩塔林贾梅克清真寺，组织了为期三天的集会。在此后近一个月发现的新冠病毒感染者，都可以追溯到这一事件。不仅如此，这次集会还造成了五代感染和四次亚群感染。这还只是已经被追踪和检测发现的数据——实际情况可能更多。更恐怖的是，这次聚会不仅使病毒在马来西亚传播开来，也造成了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疫情传播。参加这次聚会的信徒中，有1500人来自其它国家，包括柬埔寨、泰国、菲律宾、印度、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这直接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的疫情蔓延。此外，还有很多马来西亚的参会者，随后又前往了苏拉威西岛和新德里参加类似的集会，进而造成了当地社区的疫情传播。
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国际传教运动的特点之一，是它努力招募社会中被边缘化的人，即穷人、难民和处境艰难的移民工人。正如2月的那次集会，有数百名罗兴亚族（缅甸的一个穆斯林族群）难民和移民参与其中，其中很多人没有合法证件，被马来西亚被视为非法移民。这些人因为没有合法身份，所以无法像正常人那样有效获得医疗资源；即使有些医疗单位能免费为他们提供医疗服务，他们也可能不会去，因为他们担心一旦被发现，自己便会被拘留或被驱逐出境。这就给当地政府造成了困扰，既无法追踪到这些参会人员并对其进行检测，也无法对其采取有效针对措施。毫无疑问，这暴露了马来西亚社会福利体系的漏洞。
来自400万人的现实挑战
生活在马来西亚的400万无证移民和难民，获得医疗或社会福利服务的机会有限。即使有机会获得，他们也将面临包括经济压力在内的许多障碍。例如，他们许多人并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居所；一部分人住在大城市，更多人住在偏远地区。在马来西亚，他们的生活条件是最简陋的，居住环境往往过于拥挤，也缺乏适当的卫生设施。这些群体本就很容易成为错误信息和恐惧的牺牲品。疫情期间的各种情况也表明，这种获取救助机会和服务方面的差距，不仅对这些弱势群体和社区构成危险，也影响到了更广泛的人群。
不幸的是，政府早期试图联系这些无证居民的行动，导致了一些失误和沟通失败。3月28日，当地政府采取措施，通过志愿警卫团（RELA，军队的一支）成员组成的地区物资中心，向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分发食品和物资。但同时他们设置了临时禁令，全面禁止非政府组织向同一群体提供食物和支持。这样做的基本目的，是想通过更有效的资源分配来限制病毒的传播。但很显然，对非政府组织来说，这存在着与目标相悖的危险。此前，当地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已经在与当地无证移民群体合作，并且形成了友好关系。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物资分发点的军队，更有可能吓到那些害怕被逮捕或被驱逐的人，并没有起到鼓励他们接受服务的作用。
不出所料，禁令在非政府组织界造成了混乱和困扰，不出几天，政府就收回了禁令。当地福利署起草了新指南，允许非政府组织继续向有需要的人分发食物和服务，允许如阿玛尔救助（Amal Relief）、肯巴拉厨房（Kembara Kitchen）等超过120个组织，继续开展他们抗击疫情的重要工作。
寻找出路
这么做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政府现在与当地非政府组织的关系更加密切，且富有成效。例如马来西亚医疗救助协会（MERCY Malaysia），向这些边缘化群体提供医疗服务；联合国难民署（UNHCR）与当地卫生部协调，确保所有难民和寻求避难所的群体，都能被纳入政府应对措施的实施范围。虽然政府愿意向无合法证件的群体提供食物和必要物资，彰显了政府工作的积极态度，但在向这一群体提供卫生服务的问题上，仍然努力不足。但这一点，在疫情期间，又是十分必要的。
马来西亚政府将无合法身份人群的健康检查与移民入境服务关联在一起。受第10/2001号通知的约束，医疗卫生服务人员在遇到正在寻求医疗服务的非法移民时，需要及时向警方和移民当局报告。这个通知也许可当局拘留无证人员，这样的事情在近期就真实发生过。这样下去，以前被反复讨论的政策方向，如非公民健康法案，将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有可能实现。随着政府开始放松封锁，疫情防控工作，迫切需要当局向这些边缘群体提供临时医疗福利，且承诺不对这一群体进行拘捕——即使这只是作为追踪接触者的权宜之计。
从长远来看，面对数百万处于社会夹缝中的群体，要想找到可持续的解决办法，那么建立在非政府部门现有关系基础上的、包容、非歧视性的战略和政策，至关重要。
本文由亚洲基金会传播团队根据亚洲基金会英文博文“Malaysia’s Marginalized and Covid-19”内容编译。可通过此链接阅读原文：https://asiafoundation.org/2020/05/13/malaysias-marginalized-and-covid-19/。原博作者娜塔莉·肖巴纳·安布罗斯（Natalie Shobana Ambrose）是亚洲基金会在马来西亚的顾问。文中所表达的观点和意见均为作者本人看法，不代表亚洲基金会或其出资者的立场。